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子，一个剪着暗红色短发、脚踩高跟鞋、一手就能将几十斤的重物扛在肩上还走路带风的女狠人。
　　幼时的我常被母亲身上这股猛劲震慑，虽同母亲聚少离多，但每次相聚都让我“印象深刻”。每当春节结束，母亲背上包消失在黑黝黝的门外，姥姥就会往厚厚的相册里添上一张刚洗出来的全家福。翻着相册里的照片，我也窥得了一些母亲的“秘密”：相册里的她或是戴着安全帽，在还未通车的铁轨上扛着铁锹笑得灿烂；或是散下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望着远处沉思；亦或是抱着还是小人儿时的我，靠在父亲身旁……相册里的母亲笑得十分灿烂，在充满钢筋混凝土的工地上戴着安全帽，如同假小子一般。姥姥说母亲小时候成绩本来十分不错，回来因为转学考了完全陌生的新课本，才与更高的学堂失之交臂，早早去了工地干起了体力活儿。去了工地的母亲剪掉了长发，穿着半旧不新的衣服在工地上拼搏，只有发了工资休假时，她才会翻几座山回家，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拿出来补贴家用。每每见到我脚上那双露脚趾的鞋，在家里撑起半边天的姥姥都禁不住在母亲走后抹眼泪。
　　这么一回一走，三十年过去了，小村里走出的女孩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水泥地里的种子在风吹雨打中开出了蓬勃的花。转眼母亲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印象里那个力大无穷、说一不二的“女狠人”在穿越了西北的黄沙、走过云南的雨林后终于停下了向前奔波的脚步，停泊在家的港湾。退休后的母亲重新留起了云一般的长发，迈着轻缓的步伐走过水泥地里的岁月。裂缝里怒放后的鲜花在落日余晖的轻抚下散去澎湃，在晚风中静静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