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伟 中铁上海局七公司

　　父亲称不上一个地道的农民，初中肄业的他也不算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半农半工做着小手艺的匠人。父亲兄弟姐妹多，没分家前家里十几口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那时候，叔伯们都是要去挣工分的，家里也不让出去学手艺。分家后，迫于生活，父亲不顾阻拦，硬着头皮做起了弹花匠的营生。
　　他常说：“在外闯荡靠的就是一个‘信’字，落下好的口碑，主顾口口相传，才能挣得一口好饭吃。”所以自打记事以来，他就总在忙着他的弹花活儿。不仅周边的小镇跑了个遍，还跋山涉水到外地揽活。一来二去，名声在外，请的人自然就多，十天半个月不着家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屋里屋外，大事小事也都是母亲操持着。
　　父亲每次出活回来，不是扛着一袋米，就是背着一袋面。对于回家，他比谁都着急，用他的话讲，那就是：“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东西下锅哩！”那会儿的农村，不是谁家都能顿顿白米细面，可我们家从来不缺，偶尔吃些粗粮倒成了尝鲜儿了。我很期待父亲的“满载而归”，往往算好日子，提前好几天等待在村头，因为总能在他的兜里摸出几样让人惊喜的小把戏：什么手鼓啦，什么小喇叭啦，哪怕只是几颗水果糖几个橘子瓣都会让我乐此不疲。
　　在我印象里，我依稀记得父亲弹棉花的样子。竹弓绑在腰上，木弓则像钓鱼一样吊着。他一手把着木弓的底端，一手握着弹弦的木槌，有节奏地弹着。震动的牛筋弦与棉花“亲密接触”，若即若离，来来去去间，案子上的死棉就渐渐被弹得松散了。他弹他的，我则趴在案板前听那“绷、绷、绷”的清脆弓弦声，即便棉絮碎屑沾满了头发，钻进了鼻孔也毫不在意。要不了一会儿工夫，棉花就被弹活了。接着就是塑形、拉线、压磨、扎角了。他匐下身子把棉花拢成棉被形状，铺上红色的底线和面线，接着用脸盆口径般大小的木熨斗把棉絮压实，待两面均定型后，最后扎好四个角，一床棉被算是做成了。
　　一床又一床，就这样，他从我儿时弹到了我的青涩少年。后来，弹棉花这个老手艺慢慢没落了，父亲也改了行。此后，我再也没见他弹棉花，只留有儿时的记忆，时间越久，越觉得珍贵。就像那几十斤重的弓，跟着他翻山越岭，在时间的冲刷下，压弯了脊背，催白了眉发，却留给我温暖的父爱和受用一生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