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旺 石家庄市轨道办党委书记兼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三、“中国梦”是在建国60多年探索和改革开放30多年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民族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都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以敢于亮剑的大无畏气概，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宝贵的长时期没有大规模外部战争的历史机遇。
　　但是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出现了许多的失误，主要是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长时期的错误。一度把国民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这段历史昭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强国梦，不可能通过照抄照搬外国模式来实现，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关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走自己的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订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严峻考验面前，“高举旗帜，与时俱进”，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动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加入世贸、申奥成功、澳门回归，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了二十一世纪。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纪之交，风云变幻。国外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相继爆发和蔓延。国内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如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不和谐等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现。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抉择、从容应对，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回升，“非典”、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妥善处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项任务，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我国经济总量由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在指导思想的创新上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鲜明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融为一体，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
　　把“中国梦”置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传承，近代17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建国60多年来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这一恢宏深远的历史渊源中考察，可以看出：“中国梦”是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置身其中的“家国同构”的伟大实践。提出两个百年的现实目标（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10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这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中国梦”是数千年的沉淀、百年的回响，党中央的号召、人民的渴望。
　　中华文明
　　“中国梦”所蕴含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强国之路呢？为什么中华文明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其他文明不行呢？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这个问题不回答，中华民族以后很难自信于世界民族之林。西方人总是企图把他们认为的“普世价值”强加到中国人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就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进行了一些改革，实行了资本主义的一套东西，并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最后也将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和西方全面接轨。
　　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是坚持了走自己的道路。既扬自己之长，又避别人之短；在学习别人中保持了自我，并且实现了对他人的超越，这就是习总书记讲的中国道路，也就是我们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如果没有这种坚持，中国的命运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来看，如果不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坚定，我们也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选择：
　　一是继续坚持“极左”。坚持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提出，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二是“极右”模式，全盘西化。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思路。一时间“中国最需要进口一个总理”，“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理论也有支持者。亚洲国家全面学西方，学的最彻底的国家是印度和菲律宾。菲律宾早就学了西方的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是美国在亚洲树立的“民主橱窗”。但现在的菲律宾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日收入不足一美元，有大量的贫民窟，没有像样的产业。菲佣汇款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社会治安极为糟糕，老百姓归结为三个字：“枪、钱、暴徒”。内斗如儿戏，两任民选总统被抓进监狱。再如最近的埃及也是学习西方的典型，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不到一年就陷入血雨腥风之中。印度也是学西方的典范，印度的经济总量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最反映现代化综合程度的人均寿命，中国比印度高10岁。印度的土地改革基本上走了过场，大地主阶层代表在议会中占比例很高，失地农民量也很大。印度号称做到了民主，但实际上种姓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然在起作用。高种姓和低种姓的孩子，在中学不能坐一样的凳子，课本、石板都不一样。贱民阶层有1.6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4.6亿人。我们经常看到印度的火车出事、机械老化、设备陈旧、车门关不上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是古巴式的保守改革。古巴近些年也搞了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连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水平也没达到。用一位身临其境的学者的话讲，就是经济太困难，人民太艰苦。市场供应比中国“文革”时期还萧条，主要生活用品实行配给供应，中国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没有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们的今天很有可能与古巴相似。
　　四是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曾几何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曾让多少人仰慕，但结果是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经济全面崩溃，货币一夜之间贬值一千倍，人均寿命大幅度降低，腐败到了失控的地步，令人难以想象。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浩劫，第一次是蒙古血洗俄罗斯，第二次是希特勒入侵，第三次就是戈尔巴乔夫。
　　综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是以西方不大认可的方式走出来的，并且今后还会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走下去。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其中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在接受现代化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尊重并遵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坚持和秉承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中华文明以其博大精深、综罗百代、海纳百川的特质，融合了人类发展进步中形成的精神的、文化的、政治的成果，促成了一个伟大古老的文明与现代化国家崛起的契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标准，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中国话语、中国声音”，也就是有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
　　中华文明的特点在于以道德为核心、以伦理为纲常、以人格教育为主要内容、以治国理政为方略。简单地说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融合能力强。任何外来的东西只有和中国文化融合了，或者叫中国化了，才能发扬光大，才能管用。历史上不论多少氏族侵入，多少外族入侵，最终必然被中华文化所融合。“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着3000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受外来的沾染，外来的影响……最后总是能溶化入侵者。”这段话是1949年以前美国国务卿艾其逊所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废除科举，意在切断中国文化的根源。
　　例证一：印度佛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虽始自东汉，但一直进展缓慢，影响不大。也是在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与道家的老庄哲学、魏晋的玄学结合后，形成禅宗，才得以广泛传播，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主要脉络：禅宗以达摩为始祖，传《楞伽经》于弟子慧可（二祖），慧可少为儒生，曾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慧可在继承达摩“凡圣等一”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文化中身心静修等精华相结合，强调“自身觉悟”成佛。以后经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等发扬光大，到六祖慧能，宗《般若》，使禅宗大兴，由岭南传至中原，逐渐获得社会承认。所以有人讲中国文化唐以前是“儒道互补”，唐以后是“儒禅互补”。禅即老庄化的佛学，中国化的佛学。
　　例证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兴起的一种学术思想，只有在中国起到了一个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指导思想的作用。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了，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融入本土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最终以本土文化形式存在，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产物——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有准确的把握，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两者的结合是很自然的。
　　作为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三大观点都有浓厚的中国优秀文化渗透其中：
　　第一，实事求是。出自《汉书》，班固称赞汉景帝儿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徐特立、杨昌济等湖南实学思想也对毛泽东影响巨大。
　　第二，群众路线。吸取了“民为邦本”的儒家思想。《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爱民、化民、利民,养民、凝民、寄民”、“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第三，独立自主。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外因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导观点是宇宙自生论。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由道化生，“道”的演化是自我演化。到《易经》和荀子，明确提出气化宇宙生成论。宋代理学人物周敦颐总结前人成果，创造了宇宙生成论的思想体系。其所著《太极图》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世界观上的内因论，自然导出人生观上的自主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孔子的贡献，在于把道德因素注入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之中，强调人的选择活动对吉凶的决定意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毛泽东青年时所处的湖湘文化学派也很推崇精神主体性。谭嗣同《仁学》讲“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毛泽东曾写过《心之力》一文，他讲“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宇宙内因生成论、宇宙变化阴阳生化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吉凶选择（“心力”即主观性作用），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文化源泉。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以其博大精深、综罗百代、海纳百川的特质使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可相安而处，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歧见则是兵戎相见、战火不断的动因；使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得以在中国弘扬，各种思潮得以在中国生根结果，各种文明得以在中国融合传承。对于我们好的一面，要善于总结，敢于宣扬，勇于坚持，不要总想着与别人接轨，也要想着有的事是需要别人和我们接轨的；有的事只是适合我们自己的，就可以特立独行，不去和谁接轨。
　　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声音。不要企盼着别人的认可，别人的承认。自立才能自强。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这些东西，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扬弃的扬弃，该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
　　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做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他说：“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后世界的绝对要求。”
　　中国应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特有的话语和理念：
　　（一）实事求是。著名作家傅高文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写道：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邓小平只是如实地告诉人民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部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典智慧“实用理性（即实事求是）的胜利。”
　　邓小平没有更多的顶层设计，没有凭借个人英雄主义指手画脚，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实践理性”。
　　1985年，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向邓小平请教中国经验时，邓小平答复：“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
　　（二）民生为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现实的执政理念。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最核心的人权。西方国家置一些发展中国家基本的民生于不顾，片面推销其“民主”模式。结果使这些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拉选票，搞暗杀，致使民不聊生，甚至内战内斗，造成国家的动荡和战乱。目前，世界上仍有30亿人生活在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阴影之中。
　　靠输入西方民主的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走向现代化的。如亚洲的菲律宾、非洲的利比里亚、拉美的海地、中东的伊拉克等。西方国家“唯我正统，舍我其谁”的思维已导致了很多的战争、战乱，几乎殃及自身，9·11事件就是一例，他们也应有所总结。
　　（三）得民心者得天下。“选贤任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就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渴望长治久安，把国运昌盛、国泰民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更换一次中央政权的所谓多党民主。
　　（四）强势政府。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实行郡县制，政府官员由上级任命。唐以后科举制又延续了上千年。中国强势政府有数千年的传承和实际经验，有其内在的需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发展的。从农村改革施行大包干、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到建立特区、沿海开发、浦东开发、加入世贸、经济转型全面升级，每一仗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打胜的。
　　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某一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和社会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方向的政党。
　　以“民心向背”为政权合法性基础，以“选贤任能”为政权管理更新的机制，把有限度的“选举、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并以一定的硬性任职条件相限制，来选拔领导人，进而形成一个致力于为全体人民谋福祉的政府，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
　　2005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市受到飓风袭击，布什总统继续在农庄休假，联邦政府援助迟迟不到，致使抢劫、强奸、枪杀事件接连不断，死亡高达200余人。灾后十天，浮尸和垃圾仍无人处理。而中国汶川地震后，政府总理、国家主席相继赶来，在政府的推动和高效协调下，十几万精锐部队、十几个专业兵种、400多只救援队、5万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到救灾一线，救援工作迅速在每一个村庄展开。
　　放弃强势政府的思路，稍有不慎，就将前功尽弃。但政府过于强势，也会产生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形成垄断等不少问题，但只要保持清醒、注意解决即可，决不能因噎废食。
　　（五）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是最强的，中国文化最高度的概括是“天人合一”。认为“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儒家的核心理念是“仁”，“仁”强调的也是“万物一体之仁”。这些概念要求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人与人也要和谐相处，并认为个人的安全、幸福、自由与国家密切相关。“家国同构”衍生出“舍己为家”、“保家卫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做事是从整体出发的，逐渐惠及个人；发展目标有轻重缓急，顺序前进，这些智慧对于解决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金融危机、消除贫困等难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是最早的。从伏羲到周文王、到孔子，阴阳互根，此消彼长；五行相生相克；八卦象数递进反复，都使中国人呈现了辩证思维的心理性格。思前必虑后，思上必想下，思进必思退，思自必虑人，阴极必生阳，阳极必生阴，盛极而必衰，物极而必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些对于纠正“唯我正统”、“舍我其谁”的思想和制止“输出民主”、“动辄武力相向”的行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和谐中道。“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中国人的“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求大同，存小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我们要呼唤和谐，呼唤回归传统，把人民心中和谐的因子激活，用和谐的理念建设社会。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问题，暴戾之气随处可见。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呼唤回归传统。“和谐”、“中和”、“与人为善”这些文化因子，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中、骨子里。这种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一旦有合适的机会被激活，其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这一点，已在汶川地震、“非典”等重大事件中得到充分印证。
　　国际社会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理念。社会主义可以吸取市场经济的元素，资本主义也可以借鉴宏观控制的办法。有些国家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搞什么“价值外交”、“颜色革命”，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很不和谐。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用“和谐中道”的思想去劝阻那些非和谐的做法和思想。唯有如此，世界才能安宁。
　　（七）推陈出新与改革开放。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从《易经》思想中的“与时偕行”、“易与天地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过大规模的文化借鉴。如中国文化吸收了佛教，中国的文化也被世界所借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就吸收了中国儒家的思想。中国的《易经》、老子、孔子曾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又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又传回了中国，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在近代，清王朝闭关锁国，沦为“天朝至上”，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东西。到清末，虽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仍然是建立在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文革”时期，关门搞阶级斗争，结果导致经济落后，在世界朝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急剧发展的时期，中国却变成了“阶级斗争，内耗斗争”的高峰时期。所以邓小平讲“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一旦拒绝向别人学习就是这个民族走下坡路的开始。现在有的国家，自己以为自己是最高标准，只知道教训别人，只知道打打杀杀，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中国梦”所昭示的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是在一个人口比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有数千年伟大文明的传承，有与时俱进、永不停歇的“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进精神，我们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变成现实。（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