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华 中铁广州局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下田种地，可是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种田水平也不高。然而，在周围村民的眼里，他们却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是一群有着光明前途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办教师。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名不折不扣的民办老师，她当时的最高学历是全日制的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的家乡村办小学里，学历是最高的。母亲的长相和身材也是一流的，和电视剧《三妹》的女主角相像。所以，在村里师资力量不够时，才貌双全的母亲就脱颖而出了。她担任民办老师时28岁，是有着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母亲知道，村里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或者走出村子，赢得更好的人生。她拼尽全力教好学生，也希望自己的工作成绩得到组织的认可。后面二十多年时光里，母亲考取了师范学院，获得了中专文凭，给转正为公办教师增加了砝码。一直以来，“公办”两个字很香，一直挂在外婆的嘴上，挂在母亲的心上，成了一块甜蜜的心病。
　　村小的教师有十来人，都是民办教师，连校长也是民办教师。所有的民办老师，都是白天忙教书，早晚忙种菜，特别是到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到户以后，他们还要种粮。有那心气不高的教师，就辞了职，专门种地去了。
　　每年的“民转公”名额有限，各个教师之间存在很大竞争，能交心的朋友就少。我记得母亲就只交到了一个朋友，是我的班主任，叫刘芙蓉，她没有参加过“民转公”考试，结婚不久就辞职回家了，跟着丈夫外出经商，没有种地。
　　母亲拖着我们三个孩子，一年年学校、田里两头忙，有三次“民转公”的考试，她都失败了。这样一直到了1993年，她最后一次参加“民转公”考试，和校长王家森一起，如果再考不上，因为年龄原因，就直接精简回家，做回地道的农民，没有一分钱退休金，也没有医保待遇。
　　这一年，我的父亲已退休在家，我上班四年了，弟弟在外打工，妹妹读卫校，没有小孩子拖累，母亲是有大把时间复习备考的。可是，她非常喜欢种地，有点空闲就去田里了。父亲一不做、二不休，把她锁在房间里闭关修炼，安心备考，饭菜都是给她端进去，只准她上卫生间出来一下，不准接待亲友。这样恶补了一个暑假，等到考试时，母亲再次显出了她肯于学习的特质：当别的考生无从下笔时，她写得唰唰生风。校长王家森和她在同一个教室考试，却是焦虑不安，东张西望，母亲暗暗感谢父亲对她实行的高压闭关手段。
　　眼看到了成绩揭晓的时间，母亲却不敢去当地教育局询问，她害怕再次失败。在她的情绪左右之下，父亲也不敢出去打听成绩。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正好回家探亲，23岁的我，骑上单车就往十几里外的教育局飞奔。我找到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她把手里的册子一顿翻，说：“大兰小学的王洪坤老师，分数蛮高的，考过了！放心吧，会转正的。”我飞奔回家报喜！我看到父母的脸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岁，连屋瓦都在欢笑。
　　当年，母亲所在的大兰小学，5名参加考试的老师，只有母亲达到了转正分数线，而且是全县300多名“民转公”考试的第三名。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2019年的元月，73岁的母亲平静地走完了人生历程。
　　母亲也是我校学习时的老师，从小学到初中她一共教了我六年。她的名言是，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母亲的观念，对她的学生影响很深。愿意读书的孩子，自然会全力以赴地去学，不喜欢读书的孩子，需要的是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祝愿所有的人民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