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二夜，窗外的鹦鹉洲长江大桥流光溢彩，车灯如织，汇成一条浮动的星河。今晨，母亲已带着将满周岁的孙女，回到了武汉东边那座小小的村庄。此刻，我独自立于城市的楼台，心却似一只系着长线的风筝，悠悠地飘向灯火依稀的远方。
　　记忆里的“年”，是一场由色彩与声响交织的盛宴。一入腊月，村庄便褪去冬日的沉郁，像一幅被重新润色的画。屋檐下，腊肉暗红，腊鱼金黄，油光润润地串在草绳上，滴落着时光腌渍出的醇厚香气。灶膛里的火终日燃着，映亮母亲在厨房中来回忙碌的身影。祭灶过后，炮仗声便成了童稚岁月的号角。孩子们将整挂的鞭炮耐心拆散，一颗颗收进口袋。胆大的，用香头点燃，扬手一抛，“啪”的一声脆响，炸开满街欢笑；胆小的，便将它插进雪堆，点着后捂耳飞奔。及至除夕，万家鞭炮齐鸣，声浪如潮，仿佛要将旧年里所有的困顿与惘然，都在这铺天盖地的热烈中涤荡干净。
　　后来，我离家求学，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寒假归乡，过年渐渐成了一种熟悉的仪式。新衣不再稀奇，炮声偶尔嫌吵，年夜饭的丰盛也成了平常。我把自己收拾得整齐光亮，却仿佛披着一层从城市带回的、无形的隔膜。炭火盆旁，长辈们关切的询问接连不断——学业、前途、人生，那些宏大的词句，常让我坐立不安。我开始觉得，故乡的年似乎停滞在喧闹中，滋味渐淡。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鸟，我开始向往朋友圈里异国的晴空与海岛的风，仿佛那才是青春该有的注脚。那时的“年”，像一件穿惯的旧袄，暖则暖矣，却嫌它不够新鲜。
　　再后来，投身建设，辗转四方。家乡成了手机地图上一个需要不断放大的坐标。“年”变成请假条上简短的签字，也变成了肩头沉甸甸的担当。曾有一个除夕，我在未竣工的工地上度过。窗外是异乡疏落的烟花，窗内是摊开的图纸、安全帽，和同事们用电饭煲煮出的一锅饺子。电话里，父母掩不住失望的叮嘱让喉头哽咽；可一抬头，看见自己参与浇筑的桥墩在夜色中巍然屹立，被节庆的灯火照出坚定的轮廓，胸膛里又涌起一股滚烫的豪情。那一刻，我忽然读懂了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建设者的年味，原来掺着思念，也淬着骄傲。
　　如今，我也成了父亲。当那个柔软的小生命落入怀中，当她用清亮的眼眸懵懂地望向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与力量瞬间充满四肢百骸。我忽然理解了我的父母，理解了那种将另一生命置于自身之上的本能。我渴望将我最珍贵的东西——我的根、我的来处、我所有关于“年”的温暖记忆，毫无保留地传承给她。于是这次归乡，意义格外不同。我已开始想象：除夕那天，抱着裹成棉团般的女儿，看父亲仔细贴上春联，一遍遍教她稚嫩地喊“爷爷”；初一清晨，得意地拥着她走过熟悉街巷，与乡亲互道一声诚恳的“新年好”……此时的“年”，是血脉深处的根，是尘埃落定的安稳，是灯火可亲的暖意。
　　窗外的霓虹依旧璀璨，而我心中的那只风筝，线头已牢牢系在了故乡的檐下。在这片熟悉又遥远的灯火中，我想：所谓“年”，不只是绚烂的声色，也不仅是团聚的仪式，更是一场关乎传承与扎根的生命确认。一代人接过上一代人的炉火，再把它稳稳交到下一代人手中——正是在这绵延的守望里，我们辨认出来处，也照见了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