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有过写信的经历，那是以前最为主要的通讯方式。
　　1993年夏末，我被单位派往正在兴建的京九铁路孙口黄河大桥工地锻炼。那年，我才二十八岁，是大桥局党校的青年讲师，最需要到一线去了解现场实际。认识不到半年的女友把我送到车站，塞给我一包煮花生，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工地在黄河北岸的河南省台前县，距离武汉不说千山万水，至少有上千公里，又无高铁一日可达，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有点儿煎熬。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即使“大哥大”式的手机，也极其罕见，局机关总部与工地之间主要靠信函联系。最先进的工具是无线电台喊话，就跟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那种步话机一样，打开机器，手持黑色的橡胶喊话器，说话时不能听，听的时候不能说话，而听是不用听筒的，周围的人都能听到，杂音也很大。工地入冬前，我就是通过这样的喊话器，请人转告从武汉过来出差的同事，给我捎来了毛衣毛裤。 
　　项目分部每天上午派车去县城，拉回来报纸和信函，这基本上都是前一天甚至更早的，当天的报纸怎么都不能在当天看到。大家干完工作后，每天期盼的就是那辆像邮递员一样的面包车。 
　　秋天，豫鲁平原的黄河滩上花艳草美，宛若草原。漫步在傍晚的原野，秋风凉爽地轻拂着，虫儿还在草丛中浅唱，耳畔响起那首小夜曲《草原之夜》，“美丽的景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心中便生出无限惆怅，不过幸运的是当地还有送信的。
　　终于盼来了她的信，急切切地回到房间里，一字一句一口气看完，她的音容笑貌立刻就在眼前，彼此鼓励，期盼着美好的未来。在孙口桥工地短短的三个月里，我与她来回通信竟有十多封。这些信在我的心里算是弥足珍贵了，珍藏至今。
　　这期间，远在洛阳老家的父亲与姐姐也来信，嘘寒问暖，关心我的工作与生活；我也将工地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打算告知他们。亲情就在一封封信件中传递。
　　过了不久，当地有了程控电话，可以直拨长途电话。当时听说全县只有很少几部，给我们工地配了一部，方便多了，那台喊话用的大机器被冷落到一边，成了古董。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工地的条件也不断优化。今天，通讯异常发达了，人们不用再写信，那些摆在邮局门口的绿色邮筒可能早已肚皮空空了。
　　工地都设置有互联网WIFI，方便员工们休息时与家人联系，互报平安。而总部机关可视频连线开会、监控前方工地，信息传递已到前所未有的方便程度。工地员工也不用动笔写信，不用考虑信封、邮票，不用找邮局了。手机上网，直接视频，即使远在天涯，也可瞬间面对面，仿佛近在咫尺，快捷极了，方便极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人们信息传递的方式日新月异。当年工地上的来“鸿”去“燕”，已成永久的美好记忆。 马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