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健步行走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山水之间，凭借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史学功底的累积进行思考和力行，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人格批评接受的基础上，开始追寻人类自身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通过自我的“生命冶炼”，恢复他的美丽与鲜活；通过坚忍的跋涉，达成人格的完善和崇高；通过拷问和引渡，实现人文精神的升华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余秋雨散文中对生命的关注，突出的表现就是“寻找”。当他在“文革”中坐火车“串联”被惊醒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千年庭院》）他更想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找回“自己”。作家对“自己”寄予了深切的厚望：“我”贯穿于每一个“找寻”的过程，“我”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演绎个体由放逐走向回归的必然，历史必然以至于文化必然。文学是人学，作家在创作中思考的核心正是人的自身：“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站……人类总是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作者用一个恰切的比喻，从人本出发，“思索人类及其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超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把握超时间的永恒，寻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这种对生命自身的孜孜拷问，已成为一种“坚执”的寻根意识在驱动着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致思方向。一个苦旅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是“一块文明的辞片”寻找民族的、自我的文化根的过程。
　　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自我拷问的思想境界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累和睿智的现实感悟积淀而成的。历史和现实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解源泉，不择地而出”，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主体意识的强化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余秋雨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依恋，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终极指归推向了一个更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