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帅 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 

　　20世纪是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殖民暴力与种族歧视的延续和恐怖主义蔓延，使得“创伤”这一医学术语逐渐进入文化领域，对政治、历史、种族等苦难经历与现状的书写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焦点。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就是这样一位见证创伤、言说创伤并在见证与言说中疗愈创伤的作家。她以口述史为载体的创伤书写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特征。
　　在《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作者以纪实文学的方式再一次把切尔诺贝利带到世人的面前，她摒弃了旁观者的个人评判，采用受难者众声齐发的访谈形式把灾难经历者一一带到我们的眼前，始终站在警示未来的高度，以人性的道德责任为基础，深深刺向人类文明的核心，她的“怆伤”之笔因而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感染力。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苦难已不是一种特殊境遇、历史的偶然，而成为历史、生命的必然组成部分。当人类不断地遇到难以抵挡的灾难时，无奈似乎成为命运反复无常、人类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的隐喻。当人类只能默默承受无常的命运时，具体的苦难由此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圣经》中《启示录》的预言，民间流传的古老故事，个体各种一语成谶的经历，穿插于对创伤的重复叙述中，更加重了这种宿命论的悲怆。这种悲怆不仅体现出作者悯怀众生的博大情怀，也延续了俄语文学一贯的审美基调。
　　我联想到了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等作品，这一“怆伤书写”的传统延伸至二十世纪，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都成为民族苦难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上痛苦历程的见证。斯拉夫民族的苦难意识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写中更深化为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大灾难带来的巨大而真实的荒诞感与灾难后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寻，同样深刻地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来，警醒人们虽然西西弗斯式的受难是人类永恒的处境，但是直面灾难，铭记历史，坚忍前行才是守护人性价值的根本选择。因而在阿列克谢耶维奇“怆伤”之笔下，存在的荒谬与承担的勇气交织，构成其悲怆而又崇高的审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