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 中铁六局北京铁建公司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东京给爱人萧军写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于是，导演许鞍华以《黄金时代》为自己的电影命名。电影炒火了萧红，她的《生死场》炙手可热，一度脱销。也许，31岁就颓然离世的萧红不曾想到，在没有她的时光里，她的作品突然在大众的视野里异常地明亮起来。
　　萧红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她的作品一样，在那个飘摇的时代划出了耀眼的火光。她被誉为“30年代的洛神”，她以一个女作家细腻敏感的笔触勾勒出东北大地人性的缩影，又用不同于女性风格的粗犷，叩击大地，拷问生命。她是呼兰河畔余晖下沉思的少女，又是左翼文学中手持利刃的战士，更是东北作家群中背负沉重历史的书生。她不堪尘世所扰，思想独立，一生不断出走与反叛，却又伤痕累累转身回来。她的敏感与不幸成就了她的孤独与忧愁，更成就了她犀利的笔锋，同时还因为她的怨恨与不甘，她悲天悯人却又对人性充满了憎恨，从生命体验出发，绘出一幅和着原始与愚昧的民俗图景。在《生死场》中，生与死不再神圣，一幅幅生与死的场景赤裸裸地拷问着生命的延续和民族意义。“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牛或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当女人们正在拼足全身力气生孩子的时候，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化作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在天地间上演，又被一个个平常的生活场景简单地收纳。她毫不掩饰地还原出那个年代愚昧的民众在生与死的循环中麻木的状态，仿佛被剥离了思想的皮囊，又被灌满了私欲与利益。在这些深刻的问题上，萧红是与鲁迅相通的，鲁迅给予《生死场》以至高评价并纳入奴隶丛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萧红一世孤独，她坎坷的人生与她的才华相衬，让人觉得残忍。
　　短短的31年，她走过了那么多陌生的地方，为爱出走又受尽折磨屈从于现实。萧红在组诗《苦杯》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她的家乡随着爷爷的离世而将她背弃，就像她每一次满怀希望的爱情，都将她遗弃在漂泊的路上，她曾为不同的爱人生下过孩子，却最终没有成为母亲。萧红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知识女性抗争的缩影，正如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玩偶之家女主人公，为爱情抗争而离家出走）中断言：“娜拉出走后怎样？要么死去，要么回来！”萧红的斗志与矛盾共存，却又被时代的阴霾逼迫着无路可逃，不同于张爱玲一生写尽爱的纠结与缠绵，不同于冰心为爱而歌的心灵鸡汤，更有别于三毛无处安放的旅居之心，她看尽世间繁华，受尽饥寒与冷眼，她的颠沛流离是一次次被迫的狼狈逃亡。正因为此，她能够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关注并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她能够绘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以浓厚的悲剧色彩释放着足够的人性深度，更因饱含对大时代的思考而具有了俯视苍生的广度。
　　1942年1月16日，久卧病榻的萧红深知自己的生命即到终点，于是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6天后，31岁萧红安然离世。
　　何事秋风悲画扇，半生坎坷受尽，幸得一世芳名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