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林 中铁一局 
　　莫言在《蛙》这部被誉为“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中，再一次将笔触伸向了中国当代最具有特殊性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话题。作品以计划生育为背景，以一个孤独的时代救赎者为主线，反思人类社会最为神圣的“生命繁衍”与国族的现代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纠缠万端的历史与现实关系。 
　　小说所呈现的政治寓言和历史寄予，是通过文中的灵魂人物“姑姑”的命运与遭遇来体现的。正如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蛙》是因为人物而产生灵感和激情，也是把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命运作为最根本的追求。”“姑姑”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是一个亦神亦魔的女人，是一个孤独的时代救赎者。“姑姑”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在国家没有开展计划生育之前，她被人们尊崇为“送子娘娘”、“观世音菩萨”。她斗败了土法接生的“老娘婆”田桂花，成功救治难产孕妇，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使土法接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为高密东北乡的生命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计划生育政策来临之后，“姑姑”一如既往地承担着“救赎者”的角色，只是这种角色为世俗所不容，她一方面救赎着人口日益膨胀的社会，一方面却被乡间传统的伦理亲情所指责。“姑姑”将计划生育作为一种“信仰”来执行，她是高度符号化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来服务、来救赎这个人口膨胀的社会，但同时她也是孤独的，无助的，不被人理解的。她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到了铁面无私的地步。正是“姑姑”的这种执着和“无情”，实现了时代对人口的“救赎”任务和使命，其救赎的功绩正如蝌蚪对此的评价：“我不抱怨姑姑，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这种救赎是社会层面上，是需要放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来加以思考和甄别的。 
　　另一方面，“姑姑”又是一个无处安放灵魂的自我救赎者。计划生育以后，“姑姑”就变成了人们眼中扼杀生命的“刽子手”。在扼杀胎儿的过程中，其精神备受煎熬。在退休之后，这种煎熬更加严重，作为一个成功的计生干部和一个失败的女人，她沉浸在无尽的忏悔和梦魇之中。她不止一次尝试着进行自我救赎。她口述每个被自己扼杀掉的胎儿的父母形象，让自己丈夫郝大手据此塑像，直到完成2800个泥娃娃，以减轻心中的罪责。但讽刺性的是，历史的发展再次使得姑姑的自我救赎变为现代商业经济体制中一个平庸的生产制造环节。泥娃娃们最终被渴求生育的女性重金买下。赎罪的行为，不觉中也成为商业交易的一部分。曾经扼杀胎儿欠的债，亲人的反目，一尸两命的惨案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她负罪的灵魂无法安放，使她始终坚信“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但“姑姑”始终还是没有实现自我救赎。“姑姑”最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希望通过“死”的方式获得新生，结果被蝌蚪救起来，以自欺欺人的方式告诉自己实现了再生，实现了自我救赎，这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罢了。作者通过“姑姑”未能实现的自我救赎，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社会历史境遇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