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从容就义。在剩余的日子里，倾尽最后的心力写就了他的遗言——《多余的话》。“话既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何必说？自有其说的必要了。
　　是惶惑还是从容？
　　永别时刻的瞿秋白显得平静冲淡得很。
　　作为一个“文人革命家”和“才子式的领袖”，较之其他的革命者，瞿秋白多的就是那一股从骨子里渗将出来的浪漫纯粹的文人天性，这从他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故事便可见一斑。
　　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提到的“我最亲爱的人”即杨之华，二人初识时均已成婚，颇有“恨不生同时”的遗憾。后来瞿妻离世，杨之华离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尤其是在谈离婚事宜时，三人像老朋友一般，从头至尾平心静气，开诚布公。最后瞿秋白和杨之华前夫结为好友。
　　正是有了这种彻骨的浪漫精神，他才能在《多余的话》玉面书生文弱的双肩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国家和民族交给的末尾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这是最后的告别，该是一个将生死看得多么轻淡的人才会有的通脱心态和浪漫情怀，也恰恰反映出他有足够的自信：自己的愿景、信仰和主义，不必呐喊，也会传得很远，传得很久。
　　是动摇还是坚持？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一再说起他的疲倦和厌怠。他说，“欲罢不能的疲劳”使他感觉到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他渴望甜蜜的休息。他还说他自己不过才满三十六岁，可是却觉得已经疲惫不堪到对一切的娱乐和风景都漠不关心了。
　　他的这种倦怠和漠不关心不免让人费解，难道曾经信仰坚定的政治领袖在面临死亡时也变得如此脆弱吗？
　　为何倦怠，直观的原因秋白已经说了，那就是他在天性上根本就不是也不愿成为一个“政治动物”，不愿“治国平天下”，不愿成为什么领袖。他真心爱的是文艺，一心渴望“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他一直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才会总是感觉不自在，很累。
　　他当然也可以任由自己的心性，说一句“田园将芜胡不归”，于是云游而去，但瞿秋白却始终没有这样做，他的可贵又可敬的地方就在于，他时时刻刻在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即便很勉强、很痛苦，也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智去“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努力克服着自己旧式文人身上的酸气、清高和怯懦，而以一个自己的任务。
　　瞿秋白是真正懂得生死大义的人，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坚强和从容。正如曾是秋白“最接近的战友”的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尽管“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为人民工作”，这就是瞿秋白最高的生死大义，为这，他即便倦怠，也从不曾停滞，即便劳苦倦极，也从来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