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溜得真快。前脚还觉着是刚出校门的愣头青，后脚迎新活动里那些朝气蓬勃的脸已喊我哥了。看着他们，眼前晃过六年前夏天，我刚到项目部报到的样子。
　　车站接我的，是老支书。头发花白，穿着干净工装，笑得像自家大爷，一把握住我的手：“图们地方小，不迷路。”他嗓门不大，却熨平了我初来乍到的心慌。
　　老支书自己忙得脚不沾地，跑拆迁、协调，电话不断。可工地犄角旮旯的事，他总能“嗅”到。那天，项目部水管滴水，他匆匆往外走，听见动静，脚步一顿，半蹲摸索阀门，回屋找来旧扳手，吭哧几下拧紧，水流湿了衣襟也顾不上。弄好起身：“小毛病。”又忙去了。那份对大伙儿生活的在意，刻在骨子里。
　　施工现场要推进，免不了清理碍事的花
　　木。每次见工人要动那些带花的、精神的小灌木小树，他就招呼留着，指挥大家小心翼翼移植到项目部光秃的院墙根下。慢慢地，墙角竟拾掇出个小花园。移栽的月季、栀子、野花和小树苗，竟都活了下来。春芽夏花，秋叶冬霜。简陋板房旁，愣是添了片生机。下工端饭蹲门口，或傍晚抽烟，瞅着那片绿意色彩，思乡的愁绪仿佛也能化开些。
　　记得有回赶大节点——顶进施工完成，得在9米高的桥涵上挂起大红横幅，提气。这活儿本该我这年轻的来。可我往高处一看，腿肚子转筋，冷汗直冒，挪不动步。远处车快来了，我臊得想钻地缝。火烧眉毛时，肩膀被厚实的手拍了下。是老支书。他没吭声，看一眼高处，“给我！”声音不高，却不容商量。“太高！危险……”我想拦，他转身抓住冰冷的铁架。其实他动作并不利索，一步步爬得费劲，见他像攀附的老蜘蛛般展开红布，仔细绑紧每个绳扣。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影上，看得人鼻酸。
　　他落地，顾不上喘气，猛地抬头，死死盯着横幅，急切问我：“正不正？歪没歪？”“正！特别正！”我几乎喊出来。那一刻，我彻底明白。老支书的“干”，不是算计钢筋水泥，而是哪儿缺人手、有窟窿，他就默默顶上。他的“守”，守的是兄弟们的冷暖——食堂的热乎饭、不漏的水龙头、移栽的花木能否成活添点活泛气儿，守的是每个人心里那股“咱是好队伍”的劲儿。
　　偶尔听他聊年轻。他眯眼得意：“嘿，我年轻时，头发留到这——”手在肩头比划，“长！抱吉他。”还给我看照片。我目瞪口呆，难把长发飞扬的青年和眼前一丝不苟的老支书重叠。他嘿嘿一笑，手指无意识敲打搪瓷杯。那份深藏的热血与不羁，从未消失，只是被岁月和工装，打磨成更沉静坚韧的力量，融进他守护的一个个集体，也融进那方亲手打造的小花园。
　　他像棵扎根工地的老树，枝干或许不挺拔，但那份荫凉，实在地护着底下人。老支书退休几年了，身影渐远。可他那股劲儿，渗进了我们骨缝里。看到马虎，就响起他较真的声音；见年轻同事遇难事，就想起他拍我肩膀的手；项目节点完成，看飘扬旗帜，仿佛又见他落地急问“正不正”的眼神；见角落依然生长的花木，就想起他弯腰挖土移栽的样子；甚至偶尔听见吉他声，也会忆起月光下他敲打搪瓷杯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