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越 中铁九局四公司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曾得到过鲁迅先生这样的评价：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说被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广泛解读。但是对于女作家萧红，任何的解读都逃不脱“女性主义”的深刻烙印。
　　萧红将自己前半生的体悟融入作品之中，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重新思考了女性“性别困境”这一主题。但与其他女性作家不同的是，萧红在《生死场》中将笔触延伸到乡村，书写了乡村女性怀孕、生育、受辱、异变等一系列身体经验。女性身体书写，成为探讨萧红小说《生死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层面。
　　童年的被无视，青春期被施压、遗弃的创伤性体验以及疼痛生育的生命体验让内心敏感的萧红看到作为女性的真实社会处境，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形形色色乡村女性的悲惨人生。
　　这些女人像“牲畜”一样麻木的生活在男性的压迫之中，无法摆脱的厄运和充满疼痛的生命体验背后，隐含了萧红对女性苦难人生的温情注视。金枝和五姑姑的姐姐都经历了孕育生命的过程，这原本是崇高的事情，但在萧红笔下，生育过程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恐惧和死亡的阴影里，作家用“女性身体的受难”言说的却是“生与死的无边界”。
　　女性的身体成为作家揭露女性“性别困境”的叙事元素，乡村妇女的身体遭受着来自男性的肉体虐待和精神压迫，极大地残毁着女性的自尊甚至是生命。
　　在萧红的后半段人生里，漂泊与流浪绘制了她生命的底色。颠沛流离的心路历程，让萧红寻得了一个新的写作身份——“无家可归的浪人”。于是，萧红用不停辗转的人生体验作为情感动力，细腻而敏感的书写出乡村女人苦痛的身体经验。萧红曾经思考过，处在“性别困境”中的女性的人生出路。可是，绝望而无助的女性要走到哪里去呢？再三思索过后，可怜的金枝，成婚前被丈夫成业强暴，在日本兵侵入乡村之时，她为了活命，逃到城里去当了缝穷妇。本以为命运的流转为金枝带来了生机，结果她竟再一次被主顾强暴。可见，女性的悲惨命运并不会因为逃离原生地而得以突围，女人身体的困境也并不只是来自家庭内男性的占有，更是来自整个封建社会根底里对女性的藐视和重压。
　　萧红，以她独到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全面呈现了中国广袤土地上乡村女性的惨痛身体经验，以及她们因性别的困境而在社会中苟延残喘的生存本相。
　　“生”的假象与“死”的真切给了她们麻痹自己的理由，而她们又以不断遭受残害的身体为萧红搭构起了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至此，“身体书写”的残酷呈现才更真实的为身处封建社会重压下的女性发声，而这声音也终于得以浮出历史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