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5日，始建于1894年的北洋官铁路局山海关造桥厂，有着131年历史的中铁山桥，其保存下来的老厂房成功入选全国第十批20世纪建筑遗产。这家被誉为中国“钢桥的摇篮，道岔的故乡”的企业，此前已在2018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并于2024年顺利通过复核，彰显其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独特的价值。中铁山桥总部位于燕山脚下、渤海之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厂区距古城中心仅2公里，东接南海西路与山海关铁路地区相望，西临石河下游，南连工厂生活区，北抵京沈铁路干线，地理区位兼具工业生产与历史人文双重特质。中铁山桥目前保留的八项核心工业遗产尤为珍贵，包括清光绪二十四年桥牌、两米铣边机床、原钢梁车间厂房、打风机厂房、型钢矫正机、1914年交通部直辖京奉铁路管理局电报、武汉长江大桥钢梁制造过程图册及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工厂志等，完整勾串起中铁山桥百卅年企业发展史。
中铁山桥创建与“洋务运动”的历史交织
1894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初六，山海关造桥厂正式开工，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中日爆发甲午战争。
19世纪60至90年代，以爱新觉罗·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与科学技术挽救统治危机。这场运动的兴起，源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面对工业文明武装的西方列强，传统农耕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尽显颓势。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处于儒家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在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的英国的挑战时，显得不堪一击。首先，在军事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战场上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仍旧以大刀长矛和骑兵为主的清帝国的精锐部队尽管作战不乏勇敢，但往往不堪一击。清朝对外作战连连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对清朝造成严重的阴影。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开始认识到西方工业武器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展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洋务活动，包括兴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用洋人操训练军队、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等活动，涉及到了当时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围绕军事工业建立了一些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其中具体有“官督民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等。直到1894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终结。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谋求民族复兴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而恰恰在这场运动落幕节点，中铁山桥的前身——山海关造桥厂应运而生，成为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理念的延续与实践载体。
与中国铁路艰难初创发轫密切相关
在中铁山桥目前保留下来工业遗产核心中的一件珍贵文物是清光绪二十四年桥梁铭牌，制造于1898年，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桥梁铭牌，来自京汉铁路郑州黄河大桥，是现存于红桥展馆的“镇馆之宝”。该桥牌外形为八边棱形，长41厘米、高26厘米、厚1.8厘米、背景为四条蛟龙图腾盘亘其中，铭牌中间铸有“光绪贰拾四年”，右侧为“第”字，左侧为编号“五百七十贰號”，铭牌上方铸有“山海關”字样，下方铸有“造橋廠”字样，上下四角各留1孔用做铆固之用，每两道内凹的圆弧簇成一个尖角，这些尖角指向不同的八个方位。
世界铁路的诞生和发展，应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田园经济和落后的生产关系，英国瓦特改进蒸汽机以后，首先在纺织、冶炼和运输等部门应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强大的运输工具作保证。铁路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英国于1825年在斯托克顿至达灵顿间修建了世界第一条铁路，长21公里。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世界广泛认识和推广，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不久相继修建铁路的有美国（1830年）、法国（1832年）、比利时（1835年）、加拿大（1836年）、俄国（1837年）、意大利（1839年）等。亚洲各国工业发展较迟，铁路修建也较晚，修建第一条铁路印度为1850年，日本为1872年。在世界铁路发展史中，中国铁路建设起步比较晚，当中国还在争论要不要修铁路时，世界已有铁路20多万公里了。
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和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中国人认识铁路，大约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郭士立撰写的《贸易通志》，开始对铁路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林则徐托人代译的《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畲撰著的《瀛环志略》，都谈到过火轮车和铁路。但真正决心修筑铁路的是丁拱辰、洪仁玕和王韬等人。丁拱辰著有《西洋火车火轮船图说》，并于1843年根据外国火车的原理制作出一台小火轮车，能拉30公斤重物前进或后退，这是中国最早的蒸汽机车模型。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第一次提出修筑铁路的计划：“先于11省通1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因太平天国失败而告终。王韬是清末维新派，1867年随传教士理雅各去欧洲。在欧洲两年多时间里，他实地考察了英国铁路，访问了铁路管理人员，亲身领略了西国“轮车之迅捷”“实为裕国富民之道”。1870年爆发普法战争，普鲁士利用铁路一举战败法国，使人们对铁路在军事上的作用有新的认识。王韬认为“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车”，中国必须把西方的武器和先进的交通工具制造技术学到手，才能自强。
但中国铁路建设的“破冰”注定充满曲折和艰难，早在1862年（清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的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1865年（清同治五年）英国人擅自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半公里长的铁路，行驶小火车，以作为样品和“广告”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在当时的清朝官员及大多数国人心目中都是反对铁路，反对理由有三：一是“资敌”。一旦建有铁路，若洋人入侵国土，必然会长驱直进。二是“病民”。修建铁路必然会占用大量农田、拆迁民宅、坟墓，更会破坏风水。三是“失业”。铁路修成后，沿线舟车挑夫、行栈铺房无以为生，必将“聚为流寇”。因此，当时清政府对外国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是绝对禁止的。
明的不允许，外国人就玩“暗”的。中国第一条铁路肇始于1872年，外国人在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修建了一条从吴淞口至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的铁路——吴淞铁路。起始是美驻沪领事奥立维·布拉特福（OliverB.Bradford）以修“寻常马路”为名进行筹备，并骗购了用地。后因工费繁巨而未果，并转由英商怡和洋行续办。英商怡和洋行成立吴淞铁路公司，从本国运来铁路器材，继续修路基铺轨。1876年6月，公共租界（苏州河北岸）至江湾段建成，7月3日通车，年底江湾至吴淞口段建成，全线通车，共计14.5公里。这条铁路建成后即投入运营，第一年共运送旅客16万人次，平均每周每英里获利27英镑，与英国国内铁路的收益相当。这就是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清朝官府和民间都为之震动，反对者和好奇、称赞者均有人在。清政府本来就反对修筑铁路，英商以欺骗之法擅修铁路，是属侵犯主权行为，加上通车后又压死1人，清政府遂提出抗议，要求收回此路。1877年10月清政府用白银28.5万两赎回。吴淞铁路赎回后，上海、江湾、吴淞等地的商民要求集股经营，但清政府不同意，下令将这条铁路拆除，并告谕不许再发生此类事情。
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被拆除以后，积极主张修筑铁路的人并未灰心。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仍然充满坎坷。1875年，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组织开采位于开平镇西南唐山的煤矿，计划煤矿投产后，将煤运至天津，途经胥各庄、卢台。从卢台到天津，有水路、海可通；从胥各庄至卢台地势平坦，可开运河；但是，从唐山至胥各庄段，则地势复杂，非修铁路不可。1879年，唐廷枢提议修建唐胥铁路，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为洋务派首领，是清朝高级官员中第一个主张修筑铁路的人。在李鸿章等人向朝廷奏请和说服之下，清朝政府第一次同意修最短的一条铁路：从唐山至胥各庄，全长9.2公里。唐胥铁路于1880年动工。朝廷中的顽固派知道后横加指责，认为铁路“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于地脉不无损伤”，遂下令停工。这时唐胥铁路路基已修好，只是尚未铺轨，只好雇用大车（300辆）在山路上运煤。但大车拉运，道路泥泞、运费高，特别是雨天无法行走。李鸿章、唐廷枢等人又奏请朝廷准予铺轨，不用机车，以骡马拉煤车。朝廷官员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于是，唐胥铁路于1881年6月开始铺轨，年底竣工投入使用，骡马拉大车，被誉为“马车铁道”。
山海关造桥厂创建伊始，明显是政府投资，与轮船招商局非常相似带着官督商办的色彩，带着“国企”很深抹杀不掉的“胎迹”。1891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修建工程破土动工，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置“北洋官铁路局”，主持铁路修建事务。1893年，北洋官铁路局在山海关城南董庄北侧设立了锻制铁路工务用品的工厂。1894年2月，北洋官铁路局把参加建设滦河大桥的300多人合并到山海关工厂，由清政府投资白银48万两，组成山海关造桥厂。同年4月11日，山海关造桥厂正式开工，中国从此诞生了第一个桥梁制造工厂。
外资和先进制造技术引进的早期探索
中铁山桥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职工3200人左右的大厂。但在山海关造桥厂初创时，带有鲜明的“官督商办”色彩，职工仅有400多人，由英国人担任总管，设桥梁、机器、铁炉等厂房。厂内建筑面积4003平方米，铺设铁路3.2公里，购置了安装桥梁和生产锻件的工具，只能生产铁镐、垫板、道钉等铁路工务用品和简单的桥梁配件产品。这样一个工厂，在当时中国是第一流的工厂，全国屈指可数的“现代企业”。
清朝末期，由于时局动荡，国力有限，为了多修铁路，清政府只好借外债修路。从1898年至1908年，清政府主要是向英、法、德、比和沙俄等国借款，相继修筑的铁路有芦汉、正太、沪宁、汴洛、广深、津浦、吉长等，修成铁路总里程约2804公里。向外国借款修路，每一笔往来均要签订合同，合约带有许多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性，但出于急切修路，还是应允了。借款修路主要存在三种方式：一是债权国资本输出、劳务技术输出和设备材料输出三位一体。许多铁路修筑一经商定借用某国公司或财团的款额后，修筑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使用技术人员），均由外国派人主持，所需器材也要从外国购进；二是以路抵押赢得更多贷款。中国向外国贷款，需以铁路建成之后的行车收入和全部路产担保，逾期不能还本付息，将要求变换资产抵债；三是借款的使用，需由外国银行控制现金往来，由债权国银行进行支付。铁路建成后的运营收入也要存入债权国银行，由其优先进行还本付息。山桥厂初创期，48万两白银的启动资金是远远不够的。1898年10月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糅与英国华英公司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230万英镑，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一切产业（包括山海关造桥厂）均作为借款的抵押品，按当时1英镑合6.25两白银市场计算，共折合银两1437.5万两。这部分资金，除大部分用于续修关内外铁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山桥厂的设备购置和工厂建设。
这样一个现代工厂，在当时的中国，也还不具备管理这样企业的人才。所以，山桥厂建厂初期，前三十年（1894-1925年），三任总管（厂长）都是英国人：第一任是鲍恩（Born），任期1894年4月至1895年8月；第二任是霍华德（H·G·Howard），任期1895年8月至1922年9月；第三任詹姆斯·博曼（Bowma），1922年9月至1925年冬。除抗日期间，山海关日控，1940年至1945年8月，由两位日本人任厂长负责之外，其他时间厂长都由中国人担任，多人有留洋经历，前两位中国人厂长郑华、罗英同为茅以升留美同学。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生产工具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划分各种经济时代的物质标志。目前展示在中铁山红桥文化广场，与中铁山桥同龄保留下来的诸多工业遗产中，有一台1894年由英国引进的两米铣边机床，一直服役至2013年底，共服役119年，该设备用于钢板刨边加工，是钢桥生产制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动力源自燃煤锅炉产生蒸汽以蒸汽机驱动天轴，再用皮带轮传动工作。该设备早期服务于京张铁路全线钢桥，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服务于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等钢桥制造，也是新时期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等多座国内、国际知名大桥的功勋设备。
遍查山桥厂大事记，山桥厂的发展史格外注重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消化：1898年从英国等地购进中型铣床、牛头刨床、旋床、边刨床、曲拐式型钢调直机、水压铆钉机、三辊弯板机等7台设备；1899年从英国购进7台人力吊钩起重机；1900年，从英国、日本等地先后购进旋床、铣床、刨床、钻床、镗床、锯床等机械设备23台；1918年从英国购进往复式蒸汽机2台，华氏双缸高压水泵2台，蒸汽炉1台；1919年从英国购进人力轨道起重机2台，起重机车1台。从日本、铣床各1台；1921年，从英国购进大批设备：包括为机械房添置的旋床、钻床、龙门刨床、铣床、插床和套丝床等25台，为桥梁房添置的钻床、水压铆钉机、气压压丝机和铆钉锻造炉等33台，为翻砂房添置的熔铁炉、人力桥式起重机、卷扬机和锻造炉等8台，另外还购置了蒸汽机、打风机、卧式锅炉等动力设备5台；1922年，购进旋床9台，成形机3台，磨刀机3台，螺丝螺母锻造机2台，刨边机3台，单架蒸汽锤2台；1924年，从英国、苏联、日本购进轨道式转臂钻床4台，旋床2台；1934年从英国购进蒸汽机3台，直流发电机2台，直流电动机1台，从中国慎昌公司购进直流配电盘4台；1938年至1947年，从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购置了转臂钻床、龙门刨床、铣床、插床等机械设备41台。
回顾中国铁路艰难的开创之旅，可以知道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就是建立在一批经世济用实用理性的实干家身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高铁事业，同样走的也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似的迂回战略和路子。可以说，百卅多年来，中铁山桥一直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是引领铁路建设发展潮流的民族企业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早在1922年受中共中央指派来到工厂，成功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山海关、秦皇岛一带的工人运动，更赋予中铁山桥深厚“红色基因”。历经百卅多年的接续发展，除山海关老厂区之外，目前中铁山桥在江苏南通、广东中山、湖北麻城、内蒙古包头等地共建有六大生产基地。主要产品为钢梁钢结构；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道岔、高锰钢辙叉、合金钢辙叉、铁路配件；起重、铺架、装卸等大型机械；高强度螺栓类紧固器材；桥梁钢支座等。并拥有自营进出口国际贸易业务。中铁山桥从制造中国第一座钢桥——滦河大桥至今，已累计制造钢桥3200余座，是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香港昂船洲大桥、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北盘江大桥和港珠澳大桥的钢梁制造企业。从中国第一组普通铁路道岔，到第一条重载铁路道岔；从新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到时速350公里18号、42号、62号高速铁路道岔，均由中铁山桥率先研制生产。中铁山桥将继往开来，矢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铁路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爻双 荣梅 吴子俊 张路超
